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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鲁迅:两个不同的历史“中间物”

2012-04-21 20:56 来源: 作者:商昌宝 阅读: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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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鲁迅:两个不同的历史“中间物”----汪晖批判

 

商昌宝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300387

关于王彬彬质疑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文理不通、抄袭、剽窃等学风问题,如今在学界和民间都已是沸沸扬扬。在《汪晖的学风问题》一文中,王彬彬除直陈汪晖学风的种种弊端外,也指出其在《反抗绝望》中将勒文森的一些评述梁启超的话,或直接或间接地移植到鲁迅头上,是“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是“不辨梁、鲁”。1因为学界一直忙于争论汪晖是否抄袭的问题,而忽视了“梁、鲁之辨”的学理问题,以至于王彬彬不得不在辩驳中再次提示说:

他(指汪晖----本文注)完全套用勒文森解读梁启超的方法来解读鲁迅,这是有问题的。梁启超和鲁迅有相通之处,但鲁迅毕竟不是梁启超,鲁迅不可能成为保皇党。他过分强调鲁迅对传统文化的依恋,过分强调“历史中间物”,会误导很多人。这个今后可以单独写一篇文章。也希望有水平更高的人出来做做这篇文章。2

尽管本文作者并不“水平更高”,但是也要撰文予以发问:作为师从名家的汪晖何以会如此钟情于勒文森关于梁启超的一些并不算特别精彩的评述呢?是一时的不小心或技术上的不规范,还是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在同是《反抗绝望》的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话引人注意:

追究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俨然“同一”的逻辑体系常常是劳而无功的,他们在不同的场合,甚至同一场合信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但是,他们纷然的理论见解背后又确实存在着某种思维方法和心理的“同一性”:中国知识分子顽强的“实用理性”和感时忧国的内在激情。梁启超如此,鲁迅更不例外。3

历史与价值的悖论关系最深刻地体现为:他们(鲁迅、梁启超——引者注)对西方思想和价值的追求以深厚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为基础,而后者则主要起源于对西方入侵与掠夺的憎恨。4

显然,汪晖将勒文森评述梁启超的话移植到鲁迅身上,并不仅是一时的技术上的不小心,也确属于学术认识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汪晖那里,梁启超与鲁迅兼具“顽强的‘实用理性’和感时忧国的内在激情”的同一性,都是以“深厚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为基础”的历史的“中间物”。那么,作为历史上的梁启超与鲁迅,究竟是否如汪晖所言具有“思维方法和心理的‘同一性’”呢?或说二者同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逻辑体系”是否“同一”呢?

关于戊戌维新及之前的梁启超,自然不必提,因为他那时一心追随康有为在搞君主立宪,虽然也部分地受到严复《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天演论》等作的影响,对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有所了解,但其时的鲁迅,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二者间不存在交集,当然也就谈不上“同一性”。二人真正产生交集,也即具有“同一性”应该从日本时期算起。鲁迅19024月留学于日本时,梁启超已在日本流亡近4年。期间他一方面接受了穆勒、卢梭等人的学说,对民主、自由有了进一步的感悟;一方面受到日本包括改造国民性等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已经开始转变,并大有进步。如在1900年给康有为的信中他写道:“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源,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5他对自由的理解是:“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6他对自由的阐释是:“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7他为个人权利进行辩护说:“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8他还特别指出:“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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