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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描写的意义论纲

2012-04-10 22:12 来源: 作者:徐仲佳 阅读: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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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作者惠赐 

 

性描写的意义论纲:从新时期到世纪末
徐仲佳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海南海口 571127)


摘要:性描写在新时期以来的30年文学发展历程中发生过几次重要的转变,它在每一次历史转折关头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时期,性描写在人的苏醒过程中是重要的解放力量;在1980年代中期,它又是创作自由的报春花;1990年代,随着流行文化的日益兴盛,性描写受到了它的塑形,但流行文化也给性描写提供了表达作家个性的机遇。通过考察性描写意义的不同内涵,可以使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检视新时期以来文学思潮的变化轨迹。
关键词:性描写 新时期 文学史意义

一、 新时期:解放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专制在文学方面的表现,除了创作方法上的伪现实主义、话语方式的“新话”形式之外,在表现内容上呈现为强烈的禁欲主义色彩。人被高度抽象化为阶级斗争的符号,爱(不仅仅是性爱,包括一切非阶级性的爱)作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破烂”而被逐出了文学的视野。
1977年伴随着整个政治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文学也开始复苏。人的重新发现成为文学复苏的主要标志。在这一过程中,爱情叙事充当了最初也是最重要的解放力量。刘心武的《班主任》在揭批四人帮的罪恶时,不经意间触及到了文化专制主义对人性的深层戕害。在谢惠敏和宋宝琦身上,惊人相似的性蒙昧是这种精神创伤的集中体现。因此,当刘心武喊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爱情作为人的情感与理性的结合物已经开启了重新发现“人”的路径。其后,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1978)居然可以像社会学论文那样一本正经地探讨爱情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而获得广大读者、听众(刊载小说的《十月》在发售之前,广播电台已经提前播送这篇小说。)的共鸣。这种文本“召唤结构”与接受者的“阅读期待视野”的高度重合说明,爱情作为一种解放力量在当时的确成为时代的“共名”。
当然,这最初的几步是蹒跚而踟蹰的。《爱情的位置》在艺术上和价值取向上仍然带有一体化时代的鲜明特点:主题先行的创作理念表现为强烈的政论性超表述,而革命对爱情的规定则使得爱情无法获得独立的价值。孟小羽敢于怀疑四人帮的禁欲主义说教,但却不敢仅凭着爱情来确定自己行动的价值。当她在外在权威(冯姨,一位老革命者)的指引和命名下获得爱情合法性时,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代的“思考者”注定是跛行者,他们不敢主动地“成为你自己”!不敢自己“别择”,他们并不比谢惠敏走得更远!
随着1978年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才真正打破了爱情叙事的禁区。1979年底,《北京文艺》发表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在这部小说中呼唤着的爱已经与《爱情的位置》中那作为革命奴婢的爱情有着本质性的差别。这是一种“镂骨铭心”的爱,它的基础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热烈的情感。革命虽然还对这种“镂骨铭心”的爱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爱情已经获得了独立的价值。钟雨那个写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就是爱情的这种独立价值的最好诠释。作为唯物主义者,钟雨甚至违背自己的信仰,渴望着与自己的爱人在天国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基于钟雨爱情的镂骨铭心的悲剧性,张洁在小说中呼吁:“别管人家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显然,这与此前的某些“伤痕+爱情”、此后的某些“改革+爱情”式的模式化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爱情与情感的独立价值被作者极力地突出出来。
作者的这种意图在随后的争论中被进一步放大到社会学的层面。《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之后,很快在《文艺报》、《北京文艺》、《光明日报》、《文汇增刊》、《雨花》等刊物上引起争论。在这次争论中,李希凡、曾镇南、肖林等人从社会学的层面对《爱,是不能忘记的》进行了否定。李希凡对张洁在小说中对现行法律、道德秩序的怀疑和否定表示了明确的反感。他认为,人们如果不幸陷入了钟雨那样的困境中,“还是倾听一下这样的‘道德’呼唤,而割舍我们的那种爱情‘呼唤’吧!”或者,这“两位有了‘幸福’或不幸福家庭的男女主人公”应该“结成知音、知心者”,不必在“爱情上这样互相痛苦地‘占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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