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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与思辨结合的诗学探索——《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2-03-17 10:39 来源: 作者: 阅读: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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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刚(批评家,诗人,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今天有幸为马永波新出的诗学理论专著《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举办研讨会,这么多名家从全国各地赶来,共同探讨本书的诗学特色和创新价值,令人感动。本次研讨会的主角马永波副教授,有“炼金术士”“诗坛美男子”之称,是国内知名诗人、翻译家、诗歌理论家、文艺学博士,也是我们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核心成员。马永波1986年至今共计发表诗歌、评论及翻译作品800余万字,代表性著作有《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1970年后的美国诗歌》、《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英国当代诗选》、《约翰•阿什贝利诗选》、《迪金森诗选》等。马永波在中西现代诗学、后现代文学、生态文学等研究领域都有涉猎,是大陆译介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主要翻译家和研究者,尤其最早向国内读者译介了“诗人中的诗人”阿什贝利的诗歌,赢得诗界高度评价。作为国内“元诗歌”、“叙述诗学”、“伪叙述诗学”、“客观化诗学”等关键诗学理念及流派的主创者和实践者之一,马永波创作的诗歌以鲜明的先锋精神和实验色彩引人注目。有请诸位嘉宾发言。

孙绍振(文艺理论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从维系中西诗学平衡的角度,我对马永波的诗学探索表示肯定。西方诗歌理论与中国诗歌创作实践能否做到水乳交融,一直是备受诗歌界争议的重要话题。马永波的专著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可能的回答。我对于八十年代西方文化的引进一直比较迷惑。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诗学建构自然离不开对西方资源的引进和借鉴,但是一方面引进得不够系统,一方面又存在光是引进而没有与中国的诗歌美学传统相互斗争相互通话的问题。西方文化的引进与中国文化应该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不是油和水的关系。中国诗歌理论的学习,应该反思美国与法国的关系,美国引进欧洲的文化是将欧洲文化的根基引进,并进行拔高。在我看来,引进西方诗学,最起码的价值是提供一些西方的思维模式,其中就包括西方那些比较神秘复杂的思辨模式,作为一种参考,对于纠正我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直观性肯定是有益的。第二个层次是将西方史学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相结合,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对于解释不通的现象,要揪住不放,并由此对西方史学加以批判和重构。永波这本书对于九叶派诗人的诗学理念梳理得清楚,对其思想修养阐释得很清晰,能用象征的理念、形而上学的神秘,来深刻解剖中国文化的错位和冲突。书中最吸引我的倒未必是那些闪耀着才智的警策的话语,更多的是他对西方现代派特别是象征派学术资源的精细掌握。和一般的新诗研究者相比,永波是得天独厚的,他既有诗人的微妙体验,又兼有翻译家对西方诗歌和诗学的领悟。八十年代以来,他在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方面投入大量精力,以数十部著作填补了英美后现代诗学研究空白。在直接把握西方诗学的基础上,他的论述尤其是对经典诗人波德莱尔、叶芝、马拉美、艾略特、奥登的阐释,对他们诗学核心话语的阐释,绝非那些仅凭二手材料的论者可比。永波的选题属于诗学,但行文中却借助了比较文化的宏观视野。有坚实的学术积累作保障,他对四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形而上这个关节点的突破和局限的分析也就游刃有余了。

叶橹(批评家,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我很少能将一本专著从头看到尾,但这本书我认真看完了,并引起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如有关诗歌的个性化和非个性化的论述。文学理论本身便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观点,所以试图建立统一的理论基础是徒劳的,也是无的放矢的。诗歌不是单一的形式,理论家是不可能给诗人规定一种形式的。在我看来,诗体建设是一个伪话题。国内的理论家总是试图建立统一的理论,给诗人制定某种形式。实际上,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任何诗歌理论,基于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文本,都有不同的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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