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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对谈

2012-01-13 00:32 来源: 作者:刘小枫、吴伯凡 阅读: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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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1995年冬天,你在香港做访问研究,记得我们一起看芭蕾那天晚上,中场休息时聊到社会理论。你说,中国学界要写出自己的社会理论专著,至少还要五年。当时我没有吱声,心里却在暗下决心,要赶超你的时间表。你的话倒颇有鞭策的效果,因为编务太重,这书真算是挤时间写成的。书一出版,我就很想听到你的意见。

吴:当时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有感于国内学界的状况和建立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社会理论这一任务的艰巨性,而且我当时只看到你写的几篇文章(现在我才知道这些文章是你书中的内容)。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写过一些与社会理论有关的论文和论著,然而不是“ 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社会理论”,即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理论和经验材料的社会理论。你在评张志场的《门》一书时说过,近四十年来,汉语哲学的大陆语域发生了一场“语式”(首先是“思式”)革命——以社论语态颠覆了纯粹学术式的言路和思路。其实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都通行着这种社论语式(我称之为“报馆味文字”)。依我看,社论语式的历史远不止四十年,最早可以追溯到首批“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已将这种语式发挥到极致(梁启超曾经答应给一家报社写一篇社论,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竟将这篇社论写成了一本书),其影响既深且远。大约十年前,当时很名声大噪的文艺评论家刘再复撰文说,中国大陆学界已出现一场文体变革,学人们已经在有意识地肃清文革时期的文体风格。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文革文体(大字报八股)只是社论语式的一种极端形式,放弃文革文体不一定就是放弃社论语式。事实上,社论语式在80年代是相当流行的,李泽厚的三本“思想史论”中,社论语式一本比一本明显。他的模仿者和反对者差不多都染上了这种文风。社论文体的背后是与之相配、相宜的知识品性。习惯于社论语式的学者与社会和文化现象不能保持实证知识学的距离,在思路和言述方式上都是印象式和审美式的,远离“一种非激进论的、知识学地审理价值问题的知识类型”,随自发语以为真论。他们不愿也无力承担一种堪称社会——文化理论的知识学。   语言、文献上的阻碍也是一个问题。本世纪上半叶,欧陆学界的思想主要通过俄国学界的转运和过滤而在中国传播,最近一二十年,如你所说的,则主要依赖于英美学界转口。“社会理论”是发源于欧陆学界的知识学,如果我们一味地依赖于英美学界筛选、转述后的知识文献,那么建立中国的社会理论似乎不太可能。你的这本书中“勾沉”的舍勒、特洛尔奇、卢曼(尤其是后两人)的学术思想,不仅对于汉语学者来说是相当陌生的,许多英美学者也不甚了了。   中国学界近年来热衷于后现代论,既反映了中国学界社论式知识旨趣(后现代论给我们提供的主要“好处”恐怕只是口号化的学术和学术化的口号,投合了我们的辩护意向或抨击意向——此即“社论”的生命之所系),又反映了中国学界在语言、文献和知识视野上的局限。最重要的是,后现代论本身就是对于现代性问题看似参与的搁置。如此看来,中国学界要写出自己的社会理论还要等上不止五年的时间。   读了这本书后,我才知道在我随口说出的所谓“时间表”之前你就打破了这个“时间表”。但说到底,你写出这本书来是你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学界的事情。我时不时听到一些朋友对这本书的议论,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只对“审美主义与现代性”一章感兴趣,并且认为这一章是全书的焦点。我自己也是对这一章最有“感应”,谈论起这部分内容时觉得有话可说,谈论起别的章节常觉得语塞。但我也隐约意识到,单从审美主义入手是很难进入这本书的实质性内容的。对我来说,要切实地关注现代性问题,最少还需要五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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