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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现代性”与“乡土中国”传统的接榫处

2012-01-15 10:15 来源: 作者:刘卫东 阅读: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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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现代性”与“乡土中国”传统的接榫处

      ——从“当代”视角重读梁斌《红旗谱》

 

                                    刘卫东              

 

 

 

【内容摘要】以往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梁斌作品中的“传统因素”,但只是把它们作为了红色背景中的细节和点缀,始终未将其置放于“革命现代性”与“乡土中国”变迁的系统内考察。朱老忠是一个不断克服自身弱点,走向英雄的人物,也只能是这样的人物。革命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并无不同,至少在《红旗谱》中是如此。《红旗谱》的根,深深扎在中国乡土社会,所依据的判定规则,也依然是乡土伦理。

 

【关键词】梁斌  《红旗谱》  革命现代性  乡土中国

 

 

 

在“革命现代性”[1]这个气势恢宏、理论严密的视野中,梁斌及其《红旗谱》一直被作为“红色文学”的典范得到关注与阐释。模仿前苏联,成型、成熟于延安时期的“红色文学”的内容、形式、美学风格自成一体,“阶级斗争”、“农民革命”、“党的领导”等符号鲜明突出,并且按照固定的程序和方向运转前进,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梁斌既属于这个“革命”文学的时代,像其他作家一样彪炳了“革命”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同时,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是,他用史家之笔讲述了革命的火种在乡土中国的发生、渗透,直至燎原的历史过程,这使梁斌及其作品超越了“革命”时代。冀中普通农民日常生活的变化不仅意味着革命的发生,也意味着千百年来乡土伦理的解体和重构,而后者带来的震动对农民来说更为强烈。以往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梁斌作品中的“传统因素”(或曰“民族化”),但只是把它们作为了红色背景中的细节和点缀,始终未将其置放于“革命现代性”与“乡土中国”变迁的系统内考察。本文的目的在于指出,在《红旗谱》三部曲中,中国农民革命的“谱系”是怎样在传统、乡土伦理中展开的,其中有什么问题,梁斌又是如何处理的。

                                  

 

1、“农民”与“英雄”

 

虽然非常熟悉中国农民的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从革命文学的角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倡写“工农兵”,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曾经在“五四”文学中作为被启蒙者的农民,一跃而生成为新的历史主体,并需要肩负“完成革命”与“成为新人”的双重意义。如同一副千金重担,许多作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在创作中“落伍”。熟悉农民、擅长写“新旧社会”体制中农民变化的赵树理对“新人”的塑造一筹莫展,创作陷入困境,甚至被打入“冷宫”;同样熟悉农民的柳青在《创业史》中塑造了农民“新人”梁生宝,却因为过于理想化而被评论界质疑。如果说赵树理塑造的是缺乏革命现代性关照的“农民”,柳青塑造的是缺乏乡土情怀滋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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