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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及其他

2017-02-12 17:50 来源: 作者:郜元宝 阅读: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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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那一年(19317月),徐志摩带着和陆小曼婚姻失败的烦恼借住胡适家,无意中看到胡适准备做考证的《醒世姻缘传》,爱不释手,很快写出九千多字的《<醒世姻缘传>序》,对该小说推崇备至。胡适说那篇文章是徐“生平最长的,最谨严的议论文字”,他自己在徐过世后不久完成的考证文章,足足三万余言,更是不吝褒词。这部据说出自蒲松龄之手的长篇章回小说,主要描写女性对男性变态的折磨和男性对女性变态的畏惧,对此他们似乎特别于心戚戚。虽然两人异口同声指出小说有污蔑女性的不实之辞,对女性变态也给予高度同情,但一望而知是绅士门面语;真想说的话,恐怕还是他们对主人公狄希陈的“厌女症”与“女性迫害狂”的同情。胡适的考证强调古代妇女“七出”之难——许多附加条件使一般男家很难休掉媳妇,徐志摩则主要同情狄希陈对悍妇的畏惧与逃避。

    但狄希陈的恶妻并非主动选择,这和徐、胡颇不相同。徐志摩陆小曼是先各自离婚然后自由结合,胡博士虽然和美国姑娘魏莲司过从甚密,却并不嫌弃家中未婚妻,他和江冬秀结婚的感情基础也是有诗为证的。胡、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为《醒世姻缘传》写序做考证,隐约发泄他们对女性的不满、失望乃至恐惧,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是在和狄希陈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进行的。确切地说,种种不满,不是因为婚前无爱,而是因为婚后失爱。大概他们也有见于此吧,所以敢怒不敢言,生花妙笔益发曲折隐晦了。

    还是鲁迅伟大,二十年代中期创作的小说《伤逝》,就让男主人公涓生嗫嚅着然而绝对明确地告诉先前的爱人:“我已经不爱你了!”涓生认为这是“说真实”,“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涓生说出的真实送了子君的命,令他追悔莫及,但他仍然强调,无爱的曾经相爱者彼此说谎,结局只有空虚;说出真实,倒可以彼此敬重,“毅然前行”。

                   

    现实生活中,并不乏像鲁迅那样大胆说出没有爱和无所爱的真相的人,可一旦发表于公共领域,叙事重心还是多停留在旧的婚姻家庭向新的恋爱结婚的跳跃上;若硬要提出婚后“不爱”的问题,不仅不合时宜,也有损于启蒙者自身形象。自己主张的价值都要怀疑,丢弃,又怎能向被启蒙者交代?何况,这种痛苦的决断,在表面形式上和“始乱终弃”的传统模式那么相似,这就更让启蒙者动弹不得。

    “五四”教人怎样说“爱”,却没教相爱者如何说“不爱”;而不会说“不爱”,只怕会大大减少说“爱”的分量。“五四”作为意识形态大肆宣扬的“爱”的哲学,自觉不自觉地压抑着另一种应该相互补充的“不爱”的哲学,这就阻碍了人们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对没有爱和无所爱的根源作深入的思考。关涉到“爱”的文学,只有迎面碰上何以爱何以不爱这个基本问题而无所假借,才可能触及灵魂深处和生命底层。《伤逝》,因为整个文学系统没有提供关于爱的深入思考,所以关于涓生和子君这对现代男女的“悲剧”,关于爱究竟应该“附丽”于何物之上,注家蜂起,所得却只有皮相之见。

    《伤逝》之所以耐读,就因为鲁迅深刻表现了涓生在掩盖“不爱”的真相而说谎与坦陈“不爱”而悔恨悲哀之间长久经受的灵魂紧张。鲁迅没有给灵魂的问题找出答案,但他的真诚书写,毕竟让那些王顾左右而言它的无谓的诠解纷纷落空,《伤逝》也因此一直以其不容抹杀的灵魂问题傲立于百年文学史中。相比之下,“五四”时期大多数恋爱小说之所以给人轻薄幼稚的印象,也就因为它们未能正视现代恋人没有爱和无所爱的痛苦,未能体会他们无可奈何地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之时和之后灵魂中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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