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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审视

2017-01-28 16:25 来源: 作者:阎浩岗 河北大学文学院 阅读: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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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以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及《文学革命论》为标志,中国文学界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这次运动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它实际有三项内容,即语言革命、美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语言方面,主张取消文言文作为正统书面语的地位,以白话文取而代之,做到言文一致;美学方面,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思想方面,批判封建思想道德,提倡“人的文学”、个性解放,强调百姓的个人权利。此外,它还信奉进化的文学史观,进化论是其反对旧文学的主要武器。

    近年来,一些学者质疑五四文学革命意义的声音时有出现,表现为:一是认为新文学倡导者对文学传统、对旧文学否定过多,转而重新肯定学衡派、甲寅派的某些文化立场和文学主张以及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价值;二是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主义倾向造就了再现论、认识论的文学观,强调以文学干预社会,导致文学审美本质的失落,同时认为文学革命没有继承欧洲现实主义重客观的一面,最终使现实主义滑向了新古典主义;三是认为它提倡的进化文学史观有问题。对于上述质疑,我们需将文学革命这一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置于其发生的历史环境之中,予以具体分析,在指出其某些方面存在偏颇的同时,科学评价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重要历史贡献。    

      推行白话文势所必然

     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可谓势所必然,在文学革命之前已有较长酝酿。晚清以来,时代先觉者们意欲以文学启迪民智,痛感言文分离带来的严重阻碍。而到了五四文学革命之前,已有人做过书面语改良探索,但影响不大,且未能坚持。此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大声疾呼,极力推行白话文,将其视为一场“革命”,这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颁布法令形式承认白话文为“国语”,明确其正宗书面语地位。白话文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由此不断产生经典之作。例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赵树理、丁玲等人的小说,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冯至、穆旦、臧克家、贺敬之等人的诗歌,曹禺、田汉、夏衍、李健吾等人的戏剧,周作人、朱自清、冰心、丰子恺等人的散文……如果不是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将是无法想象的。

尽管在运动初期,发起者有一些过激之词,但五四文学革命并未全盘否定传统文学。事实上,早期的文学大家们既具有西方视野和世界眼光,更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们的白话文虽有欧化影响并吸纳口语长处,但又有文言的语感作基础,因而显得既生动活泼又精练净洁。这在文学大师鲁迅和茅盾那里表现得特别突出。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并非指那些中国古代优秀作品,而是指仿古、拟古、做作的形式主义、新古典主义文学。实际上,文学革命要求文学关注时代、关注现实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的现代发展。

    

响应时代召唤的思想革命

五四文学革命不仅仅是语言的革命,由于其思想革命性质,甚至可以说,语言的革命也是为思想革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向现代迅速转变,这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当时封建旧文化对国人的精神思想和话语表达方式造成了严重的桎梏,如何去除作为封建载道工具的旧文学,创造表达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新文学,促进人的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就成为五四文学先驱者承担的重要社会使命。这决定了文学革命论者不可能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即使是被认为有此倾向的前期创造社,他们其实也是用自己的作品表现对社会的控诉、表达自己对理想的憧憬和追求。这绝不能与旧的“载道”文学观相提并论:文学革命所“载”的并非是封建文化的“道”,而是表达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及对人生和社会的关注与思考。至于后来“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那也是文学应时代要求而发出的响亮声音。而且,“革命文学”也并非都是公式化、概念化之作,茅盾、丁玲、张天翼等人创作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优秀作品,既深刻阐释了革命的意义和价值,又不脱离作者的生命体验与独立思考,不失其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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