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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水浒传》的“高明“读者可能吗?

2016-11-30 10:08 来源: 作者:刘小枫 阅读: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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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明代中期,《水浒传》开始流传肆中,频频获得极高评价。高到什么地步?与《史记》相提并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水浒传》与《史记》一样,是作者“发愤之作”——至清人金圣叹,施耐庵的地位已与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并置,被誉为中国文史“第五才子”。甚至将《水浒传》比附孔子所作《春秋》者,也不乏其人。[1]
如果《水浒传》一致获得如此好评,中国文史就又添一部一品经典。吊诡的是,自流传以来,《水浒传》也不断遭受攻讦:《水浒传》“倡市井萑苻之首”;“乱行肆中,故衣冠窃有猖狂之念”;《水浒传》“奸盗脱骗,变诈百出,坏人心术”——论者甚至说,编撰《水浒传》者因此“子孙三代皆哑,夫亦天道之报乎!”[2]同一部书得到绝然对立的评价,在中国文史上实属罕见。
如此情形也许表明,中国读书人的智识旨趣正在发生一场裂变——这既非战国时代智识人关于如何重建华夏国家的分歧,也非佛教入华引发的信仰分歧,而是“雅”与“俗”的分歧。据袁宏道记叙,“里中有好读书者”,“捡《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若捧《水浒传》则“不能释手”(同上,页197)。所谓“雅”指的是以《十三经》和正史所代表的“名教”,所谓“俗”则指的是民间趣味——如袁中道所言:虽然《水浒传》俗,“是天地间一种闲花野草,既不可无,然过为尊荣,可以不必”,否则,“崇之则诲盗……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同上,页198)倘若如此,推崇《水浒传》岂不是叛逆“名教”意识形态?然而,推崇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恰恰是:《水浒传》传扬的是忠义报国精神。
还有一种折中观点,其基本理据是:问学不可离俗。毕竟,“经史子集之外,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记录。今人读书,而全不观小说家言,终是寡陋俗学。宇宙之变,名物之烦,多出于此”(同上,页195)。经世必先通俗,所谓通晓俗世就是认识人世本相。好读书者既要读经书,也要阅人世,似乎经书与人世已然了不相涉。因此,即便《水浒传》所记之事琐碎可厌,仍然值得观之——如一位明代读书人所说:
有言看《水浒传》可长见识者,曾借观之。其中皆倾险变诈之术,兵家用诡之道也。施耐庵真奸雄也!然人生何处不相逢,此意叠叠而见,亦处世者所当知也。(同上,页190)
贬抑者和折中者的观点都仅仅是可以理解而已,推崇者的观点则让读书人于心难安。毕竟,针对贬抑者的论调,推崇者轻蔑地说,《水浒传》之妙“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士谈”……“村学究见识,如何读得《水浒传》?”[3]这类观点认为,《水浒传》以“俗”见“雅”,“以人情为辞”,“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其于人文之治,未必无小补”(同上,页200)。换言之,《水浒传》传承了孔子《春秋》和马迁《史记》的春秋笔法,“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同上,页167)。明代沙弥怀林甚至断言,《水浒传》“玩世之词十七,持世之语十三。然玩世处亦俱持世心肠也,但以戏言出之耳。高明者自能得之语言文字之外”(同上,页184)。后世历代读书人都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如果你轻蔑《水浒传》甚至《金瓶梅》之类小说,读不出“戏言”中的“持世心肠”,你就成了不“高明”的读书人。怀林之言迄今具有挑战性:我们得有能力分辨哪些是持世之语、哪些是玩世之词!更棘手的是,我们还得有能力从玩世之词中看出持世心肠。
倘若如此,要搞清这种关系,首先得面对自明代以来迄今都没有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水浒传》是否属于孔子《春秋》和马迁《史记》一类春秋笔法。这让我不禁想起整整二十年前(1996)与捷克汉学家高一乐教授的一次闲聊。当时,高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访问学人,有一天他从山上下到我在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办公室,事先并未预约,进门就说,“老刘,《水浒》的确难读……”高一乐比我年长20多岁,却喜欢称我“老刘”。他说话幽默,也懂中国江湖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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