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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政治态度

2016-05-27 06:46 来源: 作者:贺卫方 阅读: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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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总有人对于钱锺书先生的政治态度甚至操守有些质疑,认为他面对专制政治表现得过于顺从。对此,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这里略作讨论。

其实,人的政治表现各异,主要是由于对何谓政治意见及其表现方式理解不同的结果。政治上发表意见,不必一定以直接指向的方式,而完全可能是间接的,通过引述加以表达的,以及借古讽今的。一部《管锥编》,涉及各种领域,其中包括对于钳制言论的谴责,对于民贼与贼民之间辩证关系的阐发,关于“神道设教”以及愚民者亦自愚的分析,凡此种种,都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宗教政治功能的见解和对专制政治的抗议。其实,我这样的在古典文史方面缺乏修养者读《管锥编》,往往只能看出一些很直观的见解。其中引用的许多著作,自己根本闻所未闻,不能逐一查考,上下追索,也无法理解在特定的地方作这样的引用的“微言大义”。如遇高人,则心有灵犀,定会在布满引文的字里行间,悟出丰富无比的政治意蕴来!正像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诗词里发现政治言说那样。实际上,已经有人通过不同的角度试图挖掘钱先生的某些表达的特殊意义。例如,李慎之和余英时先生就颇为留意钱先生一九八九年一首诗所蕴含的特殊意义。这首题为“阅世”的七律,所吟咏的是什么呢——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菜换,出新何术得陈椎。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伞桑田又一回。

 

需要特殊解读方能理解其中深意的例子,甚至包括《围城》。按照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解释,这部小说实际上包含着某种政治意义,也就是说,它旨在反映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国内的政治悲剧,当然,也包含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的判断。这似乎有些“索隐派”的做派,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在判断一个像钱先生这样的文学人(man of letters)的政治见解时,只是看文字表面是否直接议论了政治问题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谢泳文集《杂书过眼录》里,一篇题为《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的文章透露了作者发现的新材料——一九五六年前高等教育部呈送中共中央一份名为《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这份报告,把钱锺书定性为“反动教授”。它包括以下诸多内容:“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诬蠛毛主席的反动言论;一九五二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将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会把空气都搞脏了’。诬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据谢泳的看法,这份秘密报告,钱锺书本人自然不知,但是却非常能显示其人格与思想的。 

若论及钱先生对于民族国家的担当,他在文学及文史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已经是光照千古了。按照约翰逊博上的说法,“卓越的智慧禀赋,才是至高无上的福祉;每一个国家的声誉,都建立在国内文学家的成就与尊严上面。”

至于政治的成败优劣,我想,还是更多地让政界以及从事攻冶法律研究的学界来承担责任吧。


-----选自《四手联弹》  牛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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