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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忧参半:史学视域中的文学创作

2016-04-28 22:25 来源: 作者:徐庆全 胡学常 商昌宝 阅读: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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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忧参半:史学视域中的文学创作 

 

【原文刊于《名作欣赏》2016年第4期,有删节】

 

商昌宝(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一个基本事实是,当下大陆中国很多作家,在有关历史题材或现实题材进行创作时,常常因为对历史的固化或教科书化,而忽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最新研究成果,导致作品经常出现背离历史、误读历史和标签化、符号化的情况,越是正能量、主旋律的作品问题越严重,例如市面上发行量很大的抗战题材、历史伟人和革命英雄题材的小说等,简直铺天盖地而又不忍卒读。这种写作,或者可以说是伪史型的文学创作,既可笑又令人担忧。就这一文学现状,我想听听两位的看法。

 

徐庆全(《炎黄春秋》副总编):我觉得,有些作家不是不懂历史,也不是不知道史学界有新的研究成果,因为你想,作为一个比较严谨的作家,在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肯定要看大量的历史资料,不看他就没有办法下手。但是,他创作一种历史题材的主旋律作品,例如通常所谓的红色经典作品,或者正能量作品,他为了迎合主流,就不能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故意不接受史学界新的研究成果,而沿用那些陈词滥调的东西,这是价值取向的问题。根本上说,就是写作目的决定了写作结果。作为搞历史研究的人,对于这种人的书写大可不必认真。

 

胡学常(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我以为,还是应该分两种为好,一种是真的不懂历史,完全是历史门外汉;另一种是表面上不懂历史而实际是懂的,但是要装作不懂。通俗点说就是,作家分为真傻的和假傻或装傻的。而且,假傻和装傻的人不少,但真傻的人,我认为,可能更多一点。

 

商昌宝:我大体同意胡老师的观点。我是一个文学与历史的跨界人,因为专业关系,毕竟跟文学圈里的人打交道稍多一些,作家也认识一些。总体感觉,搞文学的人,对基本历史材料的掌握、认知及史观上,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所以一个结果是,相比历史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法学界等,文学界头脑正常的人,相对要少得多。但是,文学书写历史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徐庆全:文学作品表现历史,穿透力比较强,张力大,影响也大,比单纯的历史学家来写历史强多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在书写历史方面的作品有好多,例如余华的《活着》,从194748年一直写到1980年代。一本小小的册子,对历史的了解和把握非常贴切,其中塑造的人物,也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当中应有的人物。只不过,小说将悲剧色彩加重点了而已,那个“富贵”,儿子死了,女儿也死了,都死了,一个家庭不至于遭这么多难,这让这部作品显得与历史真实远了些。

 

胡学常:余华显然是以典型化来处理历史了,很多人的悲剧体现在这一个人身上,作为一个悲剧作品,这样处理也无不可。

 

徐庆全:但他这样写,缺点就是将时代的悲剧解构了。

 

商昌宝:我印象比较深的,个人也认为写得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还有其它几部作品,如杨绛的《洗澡》、尤凤伟的《一九五七》、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胡发云的《迷冬》等。当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就更胜一筹了。我觉得,这些文学作品在触及历史的时候,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更感人、更震撼,让人在美感中感受历史。

 

徐庆全:《夹边沟记事》写的是“反右”后大饥荒饿死人的事。这本书的影响力,我觉得,应该比杨继绳的《墓碑》要大,因为它是文学作品,写实的文学作品,所以说,有时候一部好的写实的文学作品,影响力就高于一本史书。当然,这其中也涉及如何看待这种纪实性的文学问题,就像夏伊勒的《第三帝国》,你说它是历史还是文学?

 

商昌宝: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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