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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全权主义的“德先生”―― 为《新青年》一辩兼与邵建先生商榷(2)

2015-09-17 09:45 来源: 作者:商昌宝 阅读: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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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全权主义的“德先生”――

为《新青年》一辩兼与邵建先生商榷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商昌宝

 

【原文刊于《领导者》20157月号,有增删】


三、“德先生”被冤枉和被忽略的一面

 

在《<新青年>民主论》一文中,论及“全权主义的‘德谟克拉西’”这一问题,邵建先生根据陈独秀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这段话评论说:“一句话却把这么多概念烩在一起,这是民主的乱炖……除了最后的政治外,其他孔教、礼法、贞节、伦理等俱与民主无关”,接着又说:“孔教、礼法固与民主无关,陈独秀列举的五个方面除第一点外,经济、社会、道德、文学就与民主有关了吗?实际上这是要驱逐传统文化中包括孔教、礼法、文言等在内的一切,同时让民主这个现代意识形态宰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

邵建先生批评陈独秀滥用“德谟克拉西”[2]本无可厚非,但援引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的这段话作为进一步批判的靶子,却是有些失策。因为熟知民国史的人都知道,在共和初年、国基未稳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并非与“德先生”无关,反而是密切相关。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民国初年因为内忧外患,“民国不如大清”、“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的论调开始滋生,复古和复辟思潮结伴顺势抬头,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尊孔、定孔教为国教。这其中典型的事件包括:

1912107日,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和沈曾植、梁鼎芬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声称“目击时艰,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因此要“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3]

19134月,康有为发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提出“欲定国教,唯有尊孔而已”[4]

1913622日,袁世凯总统发布《尊孔祀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要对其“以表尊崇,而垂永远”,“以正人心,以立民极”。[5]

十几个省都督提出设孔教为国教的申请。

19138月,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上书参议院,提交《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

1913917日,教育部致电各省,要求把旧历927日孔子生日定为圣节,各学校放假,向孔子行礼。

1913103日,沈维礼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环球尊孔总教会”。严复、马其昶、夏曾佑、林纾、吴芝英等名流200余人发起成立“孔教公会”。

《天坛宪法草案》中的第十九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6]

191427日,袁世凯总统通令各省,以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汤化龙任教育总长后,令中小学全部读经,拟定孔教为国教,将蔡元培的现代教育方针彻底抛弃。

1915年初,教育部出台《教育要旨》、《教育纲要》,明令人们效法孔孟,教员要研究理学。

1916年袁世凯死后,参、众两院重开宪法会议时,陈焕章等人联络了一百多名议员,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国教维持会”,并得到张勋等十三省区督军的回应。

同时,各地的尊孔会社联合组建成了“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继续开展国会参、众两院请愿活动,掀起第二次请立孔教为国教的运动。

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带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和复古思潮,必然与多元文化、自由思想之间发生激烈冲突。蔡元培当年即评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7]陈独秀也说:“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8]胡适晚年重申:“中国过去许多反动的东西,都喜欢挂上孔子的招牌,为了打倒这样反动的东西,自然应该打倒这些招牌。这与打倒孔子该是两回事。”[9]

在文化复古思潮大兴之际,袁世凯主政下的共和国开始发生摇摆。特别是19158月《亚细亚日报》发表了古德诺的被曲译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时间,君主制较共和制更适合中国的舆论骤起。之后不久,杨度、孙毓筠等发起成立了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的“筹安会”。杨度还撰写了名噪一时的《君宪救国论》,声称“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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