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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全权主义的“德先生”―― 为《新青年》一辩兼与邵建先生商榷(1)

2015-09-17 09:44 来源: 作者:商昌宝 阅读: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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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全权主义的“德先生”――

为《新青年》一辩兼与邵建先生商榷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商昌宝

 

【原文刊于《领导者》20157月号,有增删】

 

1990年代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国学大热后,所谓割裂传统、矫枉过正、代表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众矢之的,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们更是捶胸顿足、痛心疾首地大肆清剿力倡西学和现代价值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新文化人,这已经是近几年来思想界的常态,不足为怪。

然而,近年来,一些号称自由主义的严肃学者,沿着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等海内外学者的思路,也将矛头指向“五四”,却是令人有些惊诧的。邵建先生即是其中较典型的一位,其发表于《领导者》20144月的长文《极权主义的“德先生”――<新青年>民主论》以下简称(《<新青年>民主论》)影响尤其大。在近2万字的长文中,邵建先生分七大方面对陈独秀和《新青年》所倡导的“德先生”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尖锐批判,可谓酣畅淋漓、用心良苦,然而其中涉及的诸多史实、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角度等方面却值得商榷。限于篇幅,本文择要予以澄清。

 

一、陈独秀与《新青年》之间的关系

    邵建先生在《<新青年>民主论》中多次使用这样的语言表述:“《新青年》的民主是问题民主,换言之,它的致命坎陷首先就在于它的民主观”;“《新青年》的惟民主义,是直接民主”;“《新青年》反的是英美国家通行的代表制民主”;“这个专制恰恰是《新青年》所主张的取消议会政治的结果”;“《新青年》自其创刊,便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议会政治”;“就是《新青年》后来自己形成的政党,亦非全民,而是专注代表工农”;“出于对政党政治的否定,《新青年》主张全民介入”;“《新青年》在中国民主刚起步时,即试图以短跑速度实现民主全民化,这不过是犯了左倾幼稚病的民主激进主义”;“到了《新青年》,不幸发生了政治学上的错位,不但以民主反专制,而且还不断表现出对法治的藐视”;“《新青年》鼓吹的民主,天然就有专制的基因”;“《新青年》似乎不明白,‘注重人民权利’,靠的不是民治或民主,而是法律”;“《新青年》对民治扩张抱有雄心”;“《新青年》自己并不知道,它所追求的以取消私有制为目标的‘生计的民治主义’将会把社会引向何方”;“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考量《新青年》,它所推出的民主无疑是极权主义的民主”……[1]

如果不完整阅读邵建先生的大作,如果不去耐心翻看《新青年》,而仅凭上述被摘引的词句来判断,那么,一定时期以传播现代价值为己任的《新青年》的罪责真是够大的。然而,只要稍微研读文章或翻阅《新青年》即可发现,邵建先生批评《新青年》的种种不可饶恕的罪状,原来都是针对陈独秀一个人的言论所发,并不涉及新青年阵营的其他学人。

于是问题就来了。《新青年》能用陈独秀一个人的名号来代替吗?

众所周知,《新青年》(第一卷题名为《青年杂志》)是在“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和亚东书店的老板汪孟邹等人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从191781日创刊至第3卷第6号由陈独秀主编。之后,陈独秀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至北京,并且从1918115日第4卷第1号起,改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北大教授轮流主编,《新青年》变成同人刊物。1919611日,《新青年》因陈独秀被捕停刊,延至121日出版第7卷第1号仍由陈独秀主编。陈独秀南下上海后,《新青年》由同人刊物再次变成个人主编的刊物,后又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总部)的机关刊物,直至192271日出版了第9卷第6号后休刊。

杨念群在对“五四”进行全方位研究后曾指出:“‘五四’本身的主题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即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关怀向文化问题迁徙,最后又向社会问题转移的过程。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线性递进,而是交叠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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