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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联俄仇俄”中的徐志摩

2015-05-04 20:00 来源: 作者:刘容天、商昌宝 阅读: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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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联俄仇俄”中的徐志摩

刘容天、商昌宝

【原文刊发于《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2期,有增删】

1925年,正当国民革命的实践进入高潮之际,一场关于“联俄仇俄”问题的讨论迅速震动了知识界,一时间,大量知识精英加入讨论,纷纷表达自己对苏俄问题的见解。这场讨论以“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外交上应否联俄”、“内政上应否学俄”为中心论题,在促进知识分子理性认识苏俄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讨论主要发起人的徐志摩,更是对这场讨论抱有超出“仇友赤白”等具体问题之外的希望:他希望人们可以一定程度地摆脱国民革命舆论宣传的影响,把眼前急迫的苏俄问题“独立的从头想一个透彻”[1] ;希望受政治威胁的“萎瘪”的思想界可以拿出些“真思想的精神”[2] ,以此来对眼前的形势作出再判断。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这场讨论如徐志摩所倡导,的确基本做到了以理性价值为指归,用参与人的话来说就是:“联俄仇俄”讨论大体上是一场“没有被党派的成见完全禁锢着”[3] 的“理论洗练”[4] 。但这在当时那个“毁坏学者”的时代又必然会导致对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怀疑和消解,预示着被革命参与者“武力制止”的危险。

事实上,正是贯穿于整场讨论始终的“启蒙主题”与“革命主题”的矛盾张力,才使得徐志摩不顾现实利害地发起讨论、捍卫启蒙,才使得这场讨论具有了思想史上的重要的样本价值。但遗憾的是,学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对于徐志摩思想价值的认识还是研究上的薄弱环节。[5] 本文将围绕此场讨论中徐志摩的具体表现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联俄仇俄”大讨论源起与历程

(一)讨论兴起的因缘脉络

192510月,徐志摩接任了《晨报副刊》的主编工作,“也真巧,我才来,问题就跟着到”,徐志摩当头就碰到了“应该联俄还是仇俄”这个问题。很快,一场关于“联俄仇俄”的讨论就在徐志摩与刘勉己的发起和组织下展开了。由于这场讨论所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的”[6] 所以一时引来大量思想文化名人,如梁启超、李璜、钱端升、丁文江、陶孟和、陈翰笙等先后加入讨论,表达自己对苏俄问题的认识。

106日晨报《社会周刊》刊登《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开始,至1129日《晨报》馆被焚讨论被迫终止,“联俄仇俄”讨论以《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为主要阵地,引来“直接间接参与讨论之报刊无虑数十家”[7] ,形成一场震动当时思想界的大讨论。[8]

    这场讨论发生在从新文化时期向北伐时期过渡的“激变”时代,它所发生的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及其折射出来的知识界取向的转变、分化,无疑是值得深切关注的。

早在巴黎外交失败,国人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公理战胜强权、民族自决等“十四条”感到普遍的失望和受骗之后,苏俄政府就迅速抓住了中国“救世主形象”的空档期,于1919725日发出宣言称,将放弃所有帝俄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特殊权益(实际上并未实行),此举赢得了全国上下广泛的“亲俄”情绪。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苏联又成功地与国民党人达成合作,并指示中共也加入了国民党,从而通过“国民革命”的组织宣传,在中国点燃了“反帝国主义”的怒火,这更使得爱国青年普遍具有了“亲俄”倾向。这种趋势到了这场讨论开始之前有增无减。[9]

但是,“苏俄热”并未打消所有人的疑虑,还有一些学人对苏俄很不信任。尤其是在苏俄出兵外蒙支持其独立、逮捕并处死在俄中国侨民、继续占据中东路、延宕中俄会议等事件发生后,部分知识分子更是开始质疑苏俄的动机。这是部分人开始称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的原因,也是部分国人如“醒狮派”(按:又称“国家主义派”)主张“仇俄”的原因。于是,“联俄”、“仇俄”两种相逆的潮流在此时正相冲突,这不仅是当时的思想背景,也正是引起本场讨论的直接导火索。陈启修的那篇开题之作《帝国主义有赤色和白色之别吗?》正是为抵消“醒狮派”的这种言论,并使人放下戒心,进一步地“以苏俄为友”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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