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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谤满天下”的治世能臣与“裱糊匠”

2015-01-22 21:48 来源: 作者:商昌宝 阅读:1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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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谤满天下”的治世能臣与“裱糊匠”

商昌宝

 【原文刊发于《粤海风》2014年第6期,有删节】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世。的确,19世纪中后期,身陷内政外交危机中的大清帝国,还能够苟延残喘半个多世纪,端赖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这些治世之能臣。

然而历史的无情在于,即使这些治世之能臣穷尽了全力,但仍然逃不出王朝频遭屈辱与不可挽回的覆灭结果。于是,在大清帝国的各种是是非非中,他们也一同接受着世人的非议、嘲讽和诟病。李鸿章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作为晚清力挽狂澜的重臣,李鸿章的横空出世与“谤满天下”是与近代中国痛苦转型紧密相关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论当年反对派们的清议与弹劾,还是后世的主流历史叙事,早已经给李鸿章以盖棺定论:软弱、妥协、投降主义、误国、卖国、汉奸……或者可以说,李鸿章就是晚清屈辱史的主谋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制造者,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推动者。这些定论不但写入历史教科书,而且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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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如何来看待和评价李鸿章,其实并不仅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和定论,而是关乎近代中国转型的理性认知和追寻共识价值的课题。

归纳起来说,李鸿章的“谤满天下”,主要体现在外交,即他自己所说的“和戎”方面,时人胡思敬在庚子事变议和中曾有诗为证:“还朝贼几伤裴度,免胄人皆望叶公。留得中兴元老在,一生功过在和戎。”

不错,如果排除“借师助剿”太平天国、“血腥镇压”捻军等阶级论观点,李鸿章所遭受的非议和诟病主要集中在对外交涉方面。这其中有这样几个典型案例不妨简要梳理和置评一下:

其一,1870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主持处理了“天津教案”最后的议结工作,可以看作是李鸿章的外交首秀。梁启超曾明确说:“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

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大致是知府和知县终身被贬黑龙江、二十名凶犯被斩首(实际斩首十六人)、三十一名从犯分别被充军十年和三年、赔偿金共二十五万两、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法国谢罪、在原址上重建望海楼教堂等。这些处理决定,即便是再被叙述为丧权辱国,但必须要清醒的是,李鸿章并未实际参与谈判,只是赶在尾声时作为结案人之一而存在,因此不能负有天津教案被谴责的责任。而且,为防止激怒天津民众的情绪,李鸿章自作主张仅在接近租界的一些地方张贴了少量禁止打教闹事的告示,搪塞和不完全执行皇命。如果从狭隘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李鸿章此举还应得到表扬才是。

其二,1870年开始对日谈判并于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这一次的谈判、签约,李鸿章充分展示了外交家的气度和能力,自如讨价还价,始终握有主动权,既坚持原则又相机行事,最终在中方提出的拟稿为蓝本的前提下,签订了利益均沾、权利对等的条约。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曾评价道:“中国近代的条约史由此别开生面:双方均向对方开放通商口岸,双方均都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全,双方军舰均可自由驶入对方的通商口岸……”可见,在这一涉外案例中,李鸿章不但不应减分,反而应该加分。

其三,1874年对秘鲁和1881年巴西的谈判签约,李鸿章为大清帝国维护了主权,为大清子民争得了利益。其中,中秘的《会议专条》、《通商条约》特别对华工在秘鲁的权益保障问题予以明确,尤其值得大书一笔[1]。这或许是大清帝国第一次真正履行了政府保障公民权益的职能和义务。至于中巴的《和好通商条约》,茅海建将其评价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其中包括两国互给最惠国待遇、取消关税协定、兵船彼此视为最优之国互相接待等。这两个条约完全算是正常国家间的交往,虽然谈不上通商大臣的李鸿章的功劳——毕竟是本职工作,但任何指责也都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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