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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和现代中国的隐秘心思

2013-05-05 22:51 来源: 作者:张 柠 阅读: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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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集团文化中的局外人
    中国历史转型期的一个重要文化主题是:“家国结构”统一性消失,“家族结构”完整性被毁坏,最终导致价值意义上的“无家无父”状态。这些就是文学中大批“另类形象”出现的缘由。那些疯狂者、孤独者、零余者、漂泊者、革命者,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有共同特点,那就是一种“离家”的状态。他们受一种“离心力”驱使,无论是被“家”逼走,还是摧毁“家”而主动出是,抑或是因“家”的毁坏而失散,其“离心”的本质都一样。只有在集团中才能求安稳、求归宿的中国人,离开“集团”(家族)生活,立即以各种借口(启蒙、阶级、革命)重新聚集在一起,开始另一种“集团”生活。
    张爱玲是一个例外。她塑造的是现代文学主流中“另类形象”之外的“另类形象”,我称之为“集团文化的局外人”,即“家族团圆文化”的局外人,家庭盛宴的局外人,也是五花八门的新“集团文化”的局外人。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相比,同样是不见容于传统家族集团,但张爱玲的人物是“向心力”而不是“离心力”的结果。她的人物并不是摧毁者、叛逆者、逃亡者,而是集团文化边缘上的张看者、承受者、感知者。他们有融入的渴望,更有融入而不能的焦虑。他们处在“家庭”与“社会”的过渡地带,既在集团之中,又在集团之外。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形象系列,是在那种特殊的家庭文化内部生发出来的。作为家庭结构重心的父母辈,他们是过渡的一代,也是历史和生活的直接承受者。但是他们的“精神分裂”状态,以及对下一代人的影响和伤害,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比如,姑姑(一位家庭的“叛教者”)之于侄女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曹七巧(家族文化的受害者)之于姜长安(《金锁记》),全少爷(鸦片床上的糜烂者)之于潆珠(《创世纪》),柴银娣之于玉熹(《怨女》),盛乃德、蕊秋和楚娣三人之于九莉(《小团圆》),等等。如果父辈这一代人转型成功的话,他们就能过上正常人的常态生活。但他们往往是不成功的,多数则是悄悄地死在鸦片榻上。而与此相关的是张爱玲笔下的年青一代。他们生活在父辈的物质和精神的鸦片烟雾中,目睹着“家族”缓慢地腐烂和死亡,并在其中承受着恐慌和悲凉。这是一种产生于传统与现代交替时期全新的父子关系,同时又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特点的。这些偏重个人感受而没有大幅度变革动作的形象系列,仅仅是一种精神“氛围”的表达形式,无法成为解救他人或世界的武器。这与上文讨论的张爱玲创作的“起始观念”相关。同样,这种情形也与张爱玲的创作与现代文学主流的关系相似。张爱玲的创作,不过是传统“家族”朽而不死的老树根上生出的一朵鲜艳夺目的毒蘑菇,只具有审美的意义,没有实用的价值。这正是导致他在现代文学史上意义暧昧不明的重要原因。
    20世纪“文学革命”的最大功绩,就是在中国文学中确定了“人”的位置,尽管它后来演变成了一个狭义的“人”的概念,或者一种新“集团文化”中的“人”。周作人在讨论“人的文学”的时候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28]12
    周作人首先用“记录”和“研究”两项要求,将白话文学与通俗文学做了区别,[28]5其次是对“写人的生活的文学”、“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三者做了区分。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将“人的文学”分为两类,一类是“正面写”的:理想生活及其可能性;一类是“侧面写”的:平常生活及其不可能性,并认为后者分量最多、也最重要。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前者的确被后者所取代。19世纪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热衷描写的,正是那种“平常生活的不可能性”及其社会根源,即周作人所说的“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使人“明白生活实在之情状”并寻求“改善的方法”。鲁迅也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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