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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万饿殍——从大跃进到大饥饿

2012-10-08 09:52 来源:http:// 作者:裴毅然 阅读: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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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二十一世纪》2008年四月号,一些网站挂贴本篇拙文时删掉注释,引起一些“证据何在”的质疑,故在此特意带上注释。《二十一世纪》篇幅有限,不得不有所删削,发表后我亦略有增补,现为全稿。

 

引 


  2005年初,本人得香港中大研究中心资邀,首次访学香港,见港刊《开放》上说大饥饿(1959~61)死了3500万人,我的第一感甚具大陆代表性——吓了一大跳,认定乃港台反共势力诬栽,拎起电话质问作者金钟先生:“根据呢?”金先生告以据大陆官方人口统计,包括年度增长率,综合推断得之。放下电话,将信将疑。此后,开始留意这方面资料。很快,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孤陋寡闻,什么叫被关铁屋。访港之前,我像所有大陆人一样,因缺乏起码资讯,那场大饥饿只是一团星云般的“听说”。本文乃作者近年研究的浓缩综述,因多处引用丁抒先生《人祸》的资料与观点,特致鸣谢!


  一、  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权之初,由于连年战争,农村凋敝,人均耗粮仅370斤/年,1952年增至440斤。1949年前有的山农一年只能吃十顿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顿。山农多吃这点白面已被薄一波作为“社会主义成绩”汇报给毛泽东。[1] 就这点底子,农民刚刚过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合作化运动便开始了。


  抗战初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认定:红军时期不高举三民主义而高举苏维埃旗帜,乃是一大损失,承认苏维埃运动脱离中国实情。[2] 获得全国政权后,左倾意识形态还是使中共驶向已被经验否定的苏维埃方向。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吹响合作化号角:“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3] 1955年,农村合作化进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并不如中共想象的那么美妙,农民仅凭直觉就认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驱动必然导致懈怠刁懒,平均分配更是无法保证公平公正。由于强迫入社,农民入社前砍树杀畜卖牲口,某生产队原有生猪300多口,公社化后只剩下9口,鸡鸭更是几乎全杀光了。[4] 归社的大牲口也因饲养不善多多病死,全国锐减200万头以上。一向惜财的农民因共产失去利益驱动,“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60%。” [5] 农业副总理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出现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大批出卖牲畜、被杀猪羊。”“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 [6] 合作化还搞“劫富济贫”,富队非要搭配穷队合并,富队不愿意,上面就是不让。[7] 极其碎屑的农活一经“统筹”,根本无法全面兼顾。农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动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却要等着干部派活,几个干部的脑袋哪里抵得上每家每户“开动机器”?


  乡谚:“秋天分配来了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8] 社员年终实际所得越来越少,1958~60年有的队人均年收入从37元降至10元、5元,劳动日值仅5分钱。[9]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种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湘方言,怕什么)!’”浙江桐庐环二大队,1960年工分值仅0.0302元,社员劳动一年仅得2.53元,一个壮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母鸡下蛋一枚可卖五角,壮劳力出工一天仅三角余。[10]


  合作化挫伤生产积极性最大的是富裕中农。薄一波承认:“据1957年估算,全国富裕中农人数在1亿以上。这些人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受限制和挫伤,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很不利的。”[11] 一亿富裕中农乃中国农村精英,最主要的生产主力军,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连带一并摧毁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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